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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明天在哪里——对北京市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学生去向的调查》研

时间：2023-02-21 00:12:47 社工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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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明天在哪里——对北京市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学生去向的调查》研究报告

一、导言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主要力量，而就是这些为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生活及其子女的入学却成了他们心中的痛。90年代以来，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重要形式的城乡人口流动成为我国社会最为重要和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日益显露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资料显示，在全国大约 8000万名农村进城务工者身边，有二百多万学龄子女同行。在社会学研究者那里，就像农村进城的外来务工者被称为“社会弱势群体”一样，这些外来流动儿童被称为“社会处境不利群体儿童”。这些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近年来愈发突出，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目前，打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正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学工作，无论是对实施义务教育，还是对城市的两个文明建设，以及关心帮助困难群众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能普遍就学，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将会大打折扣，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又将会出现一批新的文盲。专家们进一步指出，如今，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已日益成为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就学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进城务工农民后代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关系到城市未来建设者的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和繁荣。因此针对北京市丰台区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我们将运用社会学和人口学的有关知识，通过此次对有关情况的调查，旨在反映打工子弟的真实生活，反映下层民工和广大市民的呼声，为政府的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引发对适龄儿童受教育权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现状、存在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方面，而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流动人口子女去向。以期引起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全面关注。
二、研究方法
1、调查对象的选择：
我们的这次调查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获得定性的资料，同时结合收集定量资料。研究方法主要为质性法。我们选取了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打工子弟学校和师陶打工子弟学校，在有关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两校二年级到六年级的16名孩子作为样本，我们的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见下表：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表
年级性别男生女生合计
一年级 0 0 0
二年级 1 2 3
三年级 2 2 4
四年级 2 1 3
五年级 3 2 5
六年级 1 0 1
合计 9 7 16
2、资料收集方法：
A、实地调查的准备工作：
① 搜寻相关的文献，增加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以及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建立尝试性的一般结论以启发进一步的观察。
② 寻找筛选典型调查对象，设计非结构性或半结构性的访谈提纲。
③ 与调查对象进行正式的接触并与研究对象建立适当的关系。

B、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
依据非结构性的或半结构性的访谈设计对每一个典型调查对象分别进行信息的重复收集，并对所收集信息加以分析、筛选和验证。根据观察、理论观点的发展不断完善研究设计和修正最初的结论。研究小组在2003年暑期进行了两次大型的调查，这两次调查我们采用了直接的半结构访谈的方式，使用了采访机、数码相机等采访专用仪器，同时调查员经过专门的培训并且在访谈前后邀请专业的督导老师进行跟踪指导，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调查成果。

3、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全部的调查提纲资料及录音、摄像资料由调查员核实后进行详细整理，最后结合研究假设及研究内容加以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作为对情况的了解阶段，我们在史柏年教授的指导下，由海淀区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李素梅老师的带领，于2003年7月7日下午驱车前往大兴区怡乐打工子弟学校调查，该校现任校长岳老师是原丰台区南苑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我们受到了该校老师的热情接待，在同校长岳老师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丰台区南苑打工子弟学校原来有500多人，在解散后学生都已“去向不明”，现在仅有50余人来大兴的这所学校就读，而且这所学校也是危在旦夕，大兴区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标准要求得很高，否则就会加以取缔，但因为经费等原因，学校很难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标准。岳老师还说，他希望所有“无校可归”的孩子们都能上条件相对优越的公立学校就读，但据他了解，这些孩子去公立学校的“几道槛”无法逾越：其一，公立学校要求这些孩子在所谓的“入学资格考试”中两门（语、数）都要达到90分以上，否则一律不会接受，但由于学习条件、学习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些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基础都比较差，很少能达到此类要求。其二，进校就读需要家长必须出示一大批证件：暂住证、身份证、工作证……缺一不可，而且如果孩子在老家有监护人，一律不能就读，除非父母都在北京，如此刁难之下，校门难进；其三，如果孩子幸运的符合上述两个条件，那还不够，公立学校可能会像承诺的那样，免收赞助费让孩子花一般的钱入学，可以后的费用就开始不一般了，餐费每顿7元到10元不等（打工子弟学校仅为2元），每年冬夏分别为170和130元的校服费，各种活动的服装费应有尽有，很多家庭负担不起，只好忍痛退学，另寻他路。最后岳老师还说，孩子的上学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上普遍关注的受教育权的问题，还关系到社会转型时期的方方面面。在结束对岳老师的采访后，我们又前往丰台区瀛海镇，参观了被强行解散的原丰台区南苑打工子弟学校，由此开始了我们的正式的调查。

关于辍学在家的调查

2003年8月30日，我们调查小组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师陶小学，今年5月，央视《今日说法》已经在这里作了两期节目，因而当地的居民还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一位姓张的女士满面焦急的找到了我们，把我们的调查员请到家里，和我们说起了她家的情况。

调查员：张阿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家里的情况吗？
张女士：我们家有三口人，是98年的时候从安徽过来的，这几年一直在这儿（丰台五里店）卖水果，生活过得很困难。我和黄凯他爸每月只能挣不到一千块钱，什么都不够用。
调查员：那黄凯他的学校（师陶小学）解散之后，您有没有给他找过其他的学校，比如说附近的哪所公办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呢？
张女士：我们小孩从非典时期学校停课就一直在家，后来听说学校解散了，我就一直为他上学的事儿着急，找是当然找过，可是咱这附近没啥学校了，上别的区上学又不放心，我和他爸又没时间接他，孩子刚11啊，哪放得下心啊。
调查员：那您家附近一所学校都没有了么？
张女士：有一所“阳光红”学校，据说也是打工子弟学校，租住的是贵族学校校园（私立学校），本来原来说好一年的学费是600，可是后来我带孩子去他们又说至少收800，我觉得他们太不讲信誉了，态度又不好。后来说着说着他们干脆连我们家孩子都不要了，真是家“黑校”！（张阿姨说完，一脸的凄苦）
调查员：您有没有试过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呢？
张女士：怎么没有啊，我去了大井小学四、五次，人家都不收，也不知道为啥，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少了什么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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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又急又气，可也啥子办法都没有！
（调查员将目光转向站在角落里的黄凯，那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的看着我们。）
调查员：黄凯，你还想不想再上学了？
黄凯：（声音很大）想！！
张女士：这孩子上六年级，原来学习还不错，人家的孩子明天都开学了，我的孩子还没有着落，我都快急死了。人家都要欢天喜地上学去了，我的孩子可咋办啊。（焦急得落下泪水）
…………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的思路一次又一次被张女士焦急的倾诉所打断，当我们问到打工子弟学校的解散和国家所倡导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有矛盾时，她的情绪显得特别激动，“当然矛盾啊，国家说不上学都不行，我的孩子现在没学上，这能不矛盾吗？”张女士希望孩子今后的学历越高越好，也比较满意孩子原来就读的师陶小学。截止到目前，我们通过电话了解，小黄凯还一直失学在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因为学校条件差就应该解散，导致现在孩子没学上，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呢？当我们面对小黄凯那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当我们看见张女士因为焦急和痛苦而深深低地下的头时，我们觉得打工子弟学校的盲目解散，苦了一大批孩子，苦了一大批家长，最终难免会苦了我们的教育事业。

关于返乡就读的调查

2003年8月30日中午，我们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在已经解散的师陶小学老师张梦、马增利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个农贸市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已经返乡就读的苏祥龙的家长苏先生，他正在卖菜，和买主一分分的讨价还价，看到我们过去，连忙算完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调查员：苏先生，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家孩子现在的情况吗？
苏先生：可以。我们家苏祥龙原来上二年级，在师陶学校的成绩一贯很好，总是班里第一名，现在学校解散了，他只好回老家了。
调查员：有没有想过在附近找一所公办的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呢？
苏先生：学校说是放假了，通知贴出来后，孩子在家等了两个多月，现在快开学了，附近的，还要远一点的学校都找过，可是人家不是不让我们孩子进，就是学费太高了，根本就交不起，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他回家了！
调查员：那您觉得老家的办学条件好还是这里的条件好？
苏先生：当然是这里的好，这里有电脑，有校车接送，我们都不担心，老师对我们家祥龙也特别好，他在这里一直都是班上一、二名，回去以后，我和他妈都不在他身边，我们很不放心啊！
调查员：孩子现在在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苏先生：孩子回家以后特别想念北京的老师和同学，更想我和他妈，在过几天就中秋节了，想亲自给孩子买几块月饼都不成啊。（神色很忧伤）
调查员：如果现在师陶小学又开学了，或有其他合适的打工学校开学了，您愿意把孩子接回来么？
苏先生：那边学费都已经交了一年的了，不能退了，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也麻烦啊。
…………
据了解，2003年4月28日师陶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当时得到的通知是学校由于“非典”原因暂时“放假”，谁知这假一放就没有尽头。我们来到已经解散的学校旧址，大大的校门，空洞的校园，只有一条看门狗在那里时不时的发出一两声嚎叫，我们相互的对视着却又各自沉默着，心中如铅一般的沉重！曾经书声琅琅的校园，现在变得如此荒凉！在采访的过程中，苏祥龙的父亲不时深深的低下头。也许当时把孩子千里迢迢接到北京，是无法承受骨肉分离之苦，可现在，他们辛苦一天，回到家却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相信，在北京的上百万民工兄弟中，没有谁不认为孩子是支撑他们的唯一动力的。而在所谓的“学校改革”中，让这些高楼大厦的缔造者工作之余面对的却是“人去屋空”的冷清，我们的心没办法不受到震撼！带我们去采访的张梦老师就是原来苏祥龙的班主任，她是这样评价的，“那是个好孩子，学习又好，又懂事，我挺想他的”。我们不知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学校解散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蒙受痛苦，如果让那些决策者蒙受这样的痛苦，他们还会痛下“解散令”吗？
关于平行转入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

2003年8月30日傍晚，同样在丰台区师陶小学校外，我们在寻找原学校解散后平行转入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一个矮小的杂货棚外，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子叫住了我们，他的弟弟恰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里，我们就用“大学生”来称呼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孩吧！

调查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吗？
大学生：我们家四口人，老家在河北，来北京快十年了，我今年19，在石家庄读大学，我弟12，原来在师陶上六年级，现在在黄庄打工子弟学校上六年级。
调查员：你觉得师陶小学怎么样？比如师资力量、办学条件之类的？
大学生：我觉得挺好的。我弟弟说封校之前，学校新建了微机室，里面有20多台电脑，可惜只上过一次机，那些电脑就给封了，还有4、5辆校车也全封了。
调查员：你觉得现在这个学校和师陶比起怎么样？
大学生：我们这里的孩子、家长普遍认为人家师陶办得挺好的，比有些公办学校办得都好。
调查员：这几个月孩子都是怎么过的啊？
大学生：这封校一封就是三、四个月，他一直呆在家里，把学习都给耽误了，老师来过几次，平时他就自己看书。
调查员：你上大学前在哪里读书呢？
大学生：我的小学是在老家读的，中学来的北京读，又回老家参加的高考，也挺不容易的。
调查员：不知你们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你们会让他上大学吗？
大学生：我们家这个摊儿最近生意不大好，但我们会想办法供他读出来。
…………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孩子家长的气愤、无奈之情。我们所采访的几个平行转学的情况中，家长普遍反映孩子在别的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交通安全让他们无时不刻不提心吊胆，同时对师陶小学的赞许也不绝入耳。同行的两位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学校解散的过程：师陶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是在非典正好猖獗的四月，事先政府没有任何的通知，老师们都以为是政府为了预防非典才将学校关闭的，可是在关闭那一天，早上很早，张梦老师因为才动完手术还躺在床上休息，就听见外面在叫集合，后来全校所有师生都被集合在操场上，很快就被带出校门，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很多老师的衣服，自行车，甚至三辆校车，几十台电脑都被落在学校里，一把大锁就将老师学生们与学校两地分开。我们不难想象，这种强行解散，是一种多么过激的行为！我们参观了学校旧址，并不觉得条件很差，这样的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经过政府的帮助，不难成为一所相当好的正规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口碑极好的学校也要被解散，我们不思其解。

关于转入公办学校就读的调查

2003年7月7日下午，我们调查小组一行赶到丰台区瀛海镇，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在北京从事装修工作的韩师傅，据了解，他的孩子韩强在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转入邻近的公办学校，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顺利转入的孩子之一，到底韩强如何从所解散的南苑打工子弟学校转入到现在的公办学校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选择他作为转入公办学校的典型进行调查。

调查员：韩师傅，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工作的待遇还好吧？
韩师傅：做装修工作，工作报酬还可以。但没有固定的收入，有时每月的收入在几千块，而当活不多时，收入又很

少。
调查员：您在北京打工，您的家人呢？他们都生活得怎么样？
韩师傅：我们一家三口都在北京，我老家在安徽，有5个兄弟，都在外地打工，他们都有孩子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有些也像我们家，孩子的读的打工子弟校被解散了，还得从给孩子找学校（长叹一口气）。还好现在顺利把韩强转入政府办的学校，只要孩子能争气把学习搞好，就是我和家人再苦再累，也值！
调查员：您把韩强转入公办学校，就是出于让孩子好好学习，争取拿得好文凭的考虑吧？
韩师傅：是的。
调查员：您对打工子弟学校解散怎么看？
韩师傅：他们不能保证孩子在这些学校得到很好的教育，就没有办下去的必要。
调查员：您了解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教育部门的政策吗？
韩师傅：不太了解吧，我问了有关的几个人，在丰台区，解散是分区域的，不同地区打工子弟学校解散的时间不同，原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由学校附近的公办学校或私立学校来接纳，而且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学校中进行选择。
调查员：在韩强转学的过程中，您认为这些政策执行得怎么样？或者说韩强在转入公办学校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韩师傅：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问题，但由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差，还是找了一些熟人； 200元每学期的借读费可以接受，由于非典的影响，2003年2月份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解散后到现在上半年的学费没有上交；目前韩强由于在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学习不太好，因此他面临这样一种情况：能跟上则跟上，不能跟上则留级，这种情况我大体还是满意的。
…………
调查员：韩师傅，非常感谢您这次与我们的合作。最后我们想了解您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建设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韩师傅：当然有了。教师队伍要有保证，这样才能保证教学质量进而赢得家长的信赖，这和企业重视其质量有着相同的道理。打工子弟学校的管理要跟得上，不能拿着家长的钱但不做让家长放心的事情；对孩子要有适当的引导，要像扶正小树一样正确对待学习好的和学习不好的学生。

韩师傅，从1995年到北京，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可以说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北京的一系列发展，也深切体会了打工子弟学校解散以后学生们的悲欢过程。由于在北京呆的时间比较久，收入也比较丰厚，可以说算是打工群众中的“白领”，所以对他这一个案的探访可以作为家境比较好的打工子弟在学校解散后如何安置的代表。那么为什么韩强能顺利走进公办学校呢？或者说，小韩强在这场“学校变动中”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我们认为，首先韩师傅本人具有高中学历，对自己的孩子有着很高的期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达到尽可能高的学历，成为一个纯粹的北京人，不是像韩师傅这样的在北京生存但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其次，他对打工子弟学校有着自己的评价，对打工子弟学校有自己的批评，对学校的教育有更高的要求，因而内心倾向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再次，韩师傅在北京工作已经接近8年，有一些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一些人事关系、业务关系，总之在丰台区他所在的那一片地方，他拥有着一些可动用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够从容地了解教育部门关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委托一些人把孩子送入公办学校而并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困难。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够为孩子提供比较好的家庭支持、经济支持，从而为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提供便利。比方说，他所租住的房子比较好，基本上有家的感觉；他可以给孩子足够的零用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孩子的心理需要，有利于孩子自尊、自立观念的培养；韩师傅对待孩子算是比较开明，在严格要求的同时能给孩子尽可能多的自由，按照他的表述——“成者自成者”。

四、思索和反思
经过调查，解散后的学生去向主要分为四类：A、辍学在家 B、返乡就读 C、平行转入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 D、转入公办学校就读
随着丰台区打工子弟学校的逐渐解散，要求保护打工子弟受教育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走访了五、六所打工子弟学校，耳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同时，笔者有幸在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参加了一个月的实习，亲身感受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办学的艰辛，深深为那些无私奉献在“三尺讲台”的民办教师们爱岗敬业的精神所感染。在走访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打工子弟学校存在卫生、安全等方面隐患，在教学基本条件上存在明显缺陷，如教师资格不达标、教室光照不足、课桌椅不合规范、食堂消毒设施不全、教室简陋安全性差等，取缔是为了避免恶性事故的发生，丰台教委做出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初衷也许正在于此。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在这场“教育大变革”中都获益了呢？我们经过调查，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调查对象只是千千万万被剥夺了教育权的孩子的缩影，即便很多孩子有幸“另投师门”，其家庭也将因为巨大的经济压力而很可能再次举家背井离乡，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是“打工白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韩强那么幸运。我们知道改革是除旧布新，是打破旧的东西，推陈出新，但是改革也需要过程，也需要按部就班，改革也要加入人文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即改革要以人为本。改革不能使被改革的对象丧失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否则必将遭到激烈的反对。丰台教委的教育改革是为孩子们的安全、前途考虑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的，但我们又认为它是激进的改革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好打工子弟学校的实际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好公办学校的外来生源承载力，没有充分考虑好打工子弟家庭的经济承载力，没有充分考虑好解散后孩子、家长的思想感情，而是盲目的、不分良莠就“一解了之”的做法，我们没办法认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崔传义认为，我国80％的人口是农民，要解决农民问题，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使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走出来，从而缓解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短缺的矛盾，避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问题应该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考虑。他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是一种过渡形式，不应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在今后的发展中，当地政府一定要做好调查、认证工作，同时又不能按公办学校的标准来要求打工子弟学校，而应适当放宽标准。据他们对北京市5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调查，其中，80％左右的教师是合格的，校长有办学经验的占80％左右，而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学生及家长认为比家乡的学校要高的占46％，认为差不多的占48％。由此可见，这种盲目解散的行为能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吗？

我们认为，改革打工子弟学校的现状，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承认其合法地位，北京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说，他们也希望结束这种放任自流的状态，纳入到当地教育职能部门的管理之中，得到指导和监督，尤其是业务上的帮助。有教育部门的管理和组织，他们才有机会进行交流和学习，进行教改和教研。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听到的呼声几乎都是给打工子弟学校“正名”。当然，这些学校都是有资格“正名”的学校，某些条件太差、师资太差、办学理念脱轨的“黑校”解散了反而更为其他的打工子弟学校提供发展的空间，那么这种学校解散也无妨，但绝对不可能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都是这种。对于那些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还存有改进余地的学校，我们认为扶植要比强行关停好得多，就如同面对一个不慎受了外伤又不致死的病人，是给他消毒、输血、缝合，使其最终恢复成一个健康

的人，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他注射一支“安乐死”，道理不言自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规定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比如应该鼓励一些公办学校将闲散的校舍拿出来和社会力量合作，为最需要上学的孩子提供一张稳定的课桌。我们研究小组成员也将在不久以后走进公办学校，“劝说”他们把多余的、不用的书籍捐出来，给那些未曾看过课外图书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创建一个简易的图书馆。让公办学校可以对打工子弟学校“一帮一”，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还将在一些学校举办“走进打工子弟学校”大型图片展，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长达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已接近了尾声，可我们仍旧无法相信，在这个花花绿绿的城市里，就真的存在这么一个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做出了常人不能做出的贡献，然而他们在辛苦之余，还要为他们下一代的发展而奔走呼告，为他们的孩子有一个稳定的课堂而辛苦奔波，在整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既付出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又付出了犹如痛彻心肺的同情，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关注这群可怜的孩子，期待更多的人为他们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他们的明天在哪里》研究小组
2003年10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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