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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一静看历史

时间:2022-08-24 04:29:27 优秀作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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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一静看历史

  “一动一静”看“历史”
  
  作者:于冬梅
  
  吕思勉(1884-1957)先生在《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的开篇的“绪论”中这样写到:
  
  翻开二十五史来看,所记的,全是此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
  
  回想自己读历史书的过程,留在记忆里的也就是那些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大事件。读的历史教材似乎也只是记载那些“大事件”的编年史,或者反映某个时代或王朝更迭的革命史、政治史。因此对于中国古代的整个社会生活史,除了在一般文学类或随笔类的作品中获得些许之外,似乎很难找到相应的比较适合自己(或一般大众)的系统的专著,更不用说有关“史学史”之类的专著。而吕思勉先生的这句论断也让我领悟到了“正史”的真正用意——借用吕思勉先生的术语:这是治史的“偏爱”——偏爱于对政治活动的叙述,缺少对普通人的生活的记述,这就造成了史书中“社会”这一要素的“残缺”,而这种“残缺”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让我们对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有一个更加客观而广阔的认识:
  
  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是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所以现在读史的人,都不但要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但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的作用在哪里?“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些问题也许还在困扰着我们。而吕思勉先生则鲜明地指出:
  
  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他动物的。……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学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背上文化的色彩。……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
  
  由此可见,文化的梳理也是治史的关键。要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必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吕思勉先生自己也有《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问世,足见他对“社会”与“文化”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视。同时,他也认为:(1)研究一种文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不同的文化类型;(2)文化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3)不同的文化则有共同的原理,只是文化类型不同,因为“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
  
  在“绪论”中,吕思勉先生就开篇提出了两个问题:
  
  历史,究竟是这样一种学问?研究了他,究竟又有什么用途呢?
  
  先生针对前人的各种“前车之鉴”式的简介,指出历史虽然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以探求,原因就在于“为理而非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他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求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见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历史研究的重任在于植根于现实世界,反思以往的世界,从而用以指导现行的和构建未来的事与物。所以,吕先生指出了旧时的社会为何“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的原因:那是因为以往的史学研究“偏重于政治”。并且,他还说: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晋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在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晋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节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吕先生用“一动一静”的交替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中的繁荣与停滞现象。而这“一动一静”之间,则是社会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因而,我们看“历史”,也应随着“一动一静”,变换角度,“动”与“静”的眼光交替。因为:
  
  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如我们住的房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一治一乱的真原因。
  
  世界的“乱”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认识到“一动一静”的变换交替,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及时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对于“治史”之“业”而言,“一动一静”则是其必须关注的核心。吕思勉先生说:
  
  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看,所谓记传,大部分记载离乱兴亡的事,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www.fwsir.com)其性质转为永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不外乎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
  
  吕先生认为,“史实”是“治史”关注的核心,但“治史”不应局限于“政治”,而应以“文化”所植根的“社会”为基点,这是“治史”之根本责任。柳诒徵(1880-1956)先生曾在其两卷本的《中国文化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开篇,告诫后人说:
  
  虽然,世运日新,吾国亦迈进未已,后此之视吾往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参天地,尽物性,必有其宗主,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
  
  柳诒徵先生以“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为“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以“治史”为业之人,更兼具把“一动一静”的史实“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之责任。而吕思勉先生更是用“一动一静”的眼光来规制中国历史的教学:
  
  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处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
  
  史料的扩充是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必须,但研究与教学的体例则需“动”与“静”交替结合。因而,整个《中国通史》除“绪论”外,还有五十四章之恢宏气势,但其“体例”则非常鲜明,这是很多史书或教材所无法媲美的:(1)关于中国的文化现象:第一章至第十八章,依次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一直写到“学术”、“宗教”;(2)关于各个时代的史实综合:第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依次从“中国民族的由来”、“中国史的年代”、“古代的开化”、“夏殷西周的事迹”一直写到“清朝的衰乱”、“清朝的覆亡”,最后以“革命途中的中国”结束。黄仁宇(1918-2000)先生曾说,“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然吕思勉先生的这样“一动一静”的“通史”,定能完成柳诒徵先生所阐释的“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的史家之责任。
  
  而作为读者的我,便在这些“动静”中,享受阅读的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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