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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西宁办事大臣设置之背景

时间:2022-11-27 10:44:37 方宇 历史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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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西宁办事大臣设置之背景

  西宁办事大臣,清代青海地方之军政长官。全称为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清初西宁办事大臣设置之背景,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清初西宁办事大臣设置之背景

  清初,还处在一个从分裂割据势力日益走向伞面统一的历史时期,统治者集中全力与南明政权作战;扫荡和镇压农民起义军;平定“三藩”叛乱、准噶尔部叛乱、西藏有叛乱;招抚台湾郑氏家族;溃击进入东北的沙俄军等。对于青海藏族地区,则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只好“画土分疆,多沿用明制”。随着形势的变化,清朝在沿用明制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良。为了安定边防,划分疆域,加强各民族团结,统一进行管理,在青海地区设立“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亦称“青海办事大臣”,乾隆后因其衙署在西宁府城,称“西宁办事大臣”。西宁办事大臣是清朝在青海设立的专门管理蒙藏事务的官职,全称为“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

  一、控制青海地区,加强对青海蒙古各部的管理

  十七世纪初,蒙古族和硕特固始汗部、土尔扈特及辉特等部从新疆迁到青海西部后,初期与藏族和睦相处,青海厄鲁特部(主要包括: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辉特和杜尔伯特等部)蒙古也得到发展。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和硕特部固始汗从西北方向进入青海地区,统一唐古特四大部后,原来居住在青海的藏族部落大部分被迫转移到西宁周边地区。在亲历和目睹了女真人的逐渐强盛后,固始汗频繁派遣专人到达盛京(今沈阳),向女真统治者表示归顺,以支持自己控制青海地区,并将所属青海地区划为左右二翼,分给其十个儿子做领地。根据张穆著《蒙古游牧记》所载:“左翼东自西宁边外栋科尔庙(今湟源县东科寺),西至嘉峪关边外洮赉河(今甘肃省境内疏勒河),界八百余里;南自西宁边外博罗充克克河(今湟水)北岸,北至凉州边外西喇塔拉(今祁连山东段祁连县境内),界四百余里。右翼东自栋科尔庙,西至噶斯池(今乌层肖湖,尕斯库勒湖以西),界二千五百余里;南自松潘边外漳腊岭(今四川省阿坝县境内),北至博罗充克克河南岸,界一千五百余里。”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政府招抚青海地区蒙古族各部,在其后两年青海蒙古达什巴图尔等诸台吉入京朝觐,左右两翼全部归附清王朝。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5月,达什巴图尔之子罗卜藏丹津起事反清,企图“恢复先人之霸业”,欲继续统治西藏、遥指青海。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清政府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遂调在西藏的内阁学士鄂赉(鄂赖)至西宁,“办理蒙古事务”。这是西宁办事大臣正式设置之前清政府派到青海管理蒙古事务的官员。设置此职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青海和硕特等蒙古诸部与罗卜藏丹津一同反清,现叛乱已平息,如何安置和治理平息叛乱后的青海蒙古诸部及青海人口众多的藏族成为一棘手问题,急需一大臣专司其事,故有此任命。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清政府派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次年决定改西宁卫为府,下设西宁、碾伯二县,筑大通、永安、白塔三城设兵分守,立大通卫。当时,清西宁府,隶甘肃省。管辖今青海海东地区,湟水流域一带的湟源、湟中、西宁、大通、互助、平安、乐都、民和和黄河流域的贵德、化隆、循化等地。其余蒙藏游牧区今海西、海北、黄南、玉树、果洛及海南等部分地区,为“青海地”,归管理青海事务的青海办事大臣衙门管理。基于当时地方各事务松弛,中央政府管辖不利,遂加强了对青海等西北地区的管理。为稳定清政府在青海地区的统治,清政府接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拟定的“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等。将青海蒙古族各部族纳入内藩,按照内蒙古“札萨克”制度分编为左、右两翼盟,并设立“旗”的地方政权,各旗划定游牧疆界,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互相统属,不得私自往来。蒙古族力量大为减弱,年羹尧在章程中将原归属于和硕特蒙古管辖的藏族部落划归内地管辖,不再隶属于青海蒙古各部。而且对于西藏及四川西部、云南藏族地区的政策也多有筹划。而这两个章程许多具体规定的落实,还需要一个有军权的大臣来完成。对于青海地区的管治,虽原则上因由蒙古汗王管理,但为加强对青海地区的管理,清政府以罗卜藏丹津事件为契机,于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正式任命平定罗|、藏丹津叛乱有功的副都统达鼐为“钦差总理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给予关防印信,正式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并在大臣的名称上加上了总理“番子”的字样。从此,彻底结束了和硕特蒙古贵族在青海地区的政治割据状况,将其纳入了清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由此可知,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是清朝中央政府对青海蒙古各部由间接管理过渡到直接管理的产物,是清政府对青海地区由早期的松散管理过渡到直接的事实统治的结果,也是清王朝自身政权巩固、国力强盛的标志。

  二、南护青藏,西防新疆准噶尔部的侵扰

  青海南与西藏、西与新疆相连,既是清朝经营西藏的重要门户和后方基地,也是清朝用兵西藏的主要通道之一。青海的和硕特蒙古与新疆的准噶尔部同属厄鲁特,准噶尔部的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曾与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共同组成联军承担了为格鲁派解危的任务。而且厄鲁特蒙古部众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忠实的支持者,西藏又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祥地和其领袖人物达赖喇嘛的驻锡之地,达赖喇嘛在蒙藏等民众中享有着崇高的威望和感召力。所以,西藏政局的变化时刻牵动着青海和新疆地区蒙古各部的神经,也关系到清王朝西南和西北边陲的稳定。

  五世达赖得到清朝的册封后,其在蒙藏等民族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相反和硕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权势日趋衰微。桑杰嘉措出任第巴后,凭借五世达赖喇嘛的支持和个人的威望,曾经一度架空和硕特蒙古汗王,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时政大权。但好景不长,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世达赖去世,第巴为巩固权势,匿不发丧,并暗中唆使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入侵青海,企图假借准噶尔势力驱逐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汗王,噶尔丹也想借助于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左右蒙藏社会政局。所以,噶尔丹首先将对外扩张的目标转向青海。青海与西藏唇齿相依,西藏为青海之屏蔽,青海为西藏之咽喉,据有青海,就可以更便利地进军西藏。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噶尔丹占领南疆后,便向青海进发,噶尔丹在给甘肃提督张勇的信中说:“西北一带地方皆据之矣,惟西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清政府意识到一旦噶尔丹占据青海,将会危及西藏地区,于是在甘青交界之地派重兵进行把守。清军的严密布防,使噶尔丹进攻青海的计划落空,转而将矛头指向漠北,但他并没有放弃觊觎青海的念头,希望有朝一日据有这块肥美的地方,他聘娶青海蒙古固始汗的孙女为妻,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固始汗的孙子,企图通过联姻达到控制青海,进而染指西藏的目的。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8月,清军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后,为了防止噶尔丹败逃青海和西藏,清朝在1693年到1694年间派大军开赴西北,驻守西宁和西宁以北的大通一带。截断了噶尔丹西进南下的道路。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朝在昭莫多又一次大败噶尔丹。为防备噶尔丹南窜青海,康熙帝命令副都统阿南达率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兵,驻扎布隆吉尔等处堵御。次年,噶尔丹在“谋食无资,部众尽溃”的绝境中病死。继噶尔丹之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了准噶尔部首领,他也积极寻找机会向外拓展,他汲取噶尔丹入侵漠北的失败教训,将侵略目标又一次转向青海,目的是先占领青海,再进一步侵入西藏,将达赖喇嘛掌握在自己手中,借达赖之名遥控蒙古各部。为了实现其入侵青海,进而控制西藏的目的,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去西藏迎请已被清朝政府废黜的仓央嘉措到准部讲经传教。康熙帝对策妄阿拉布坦的野心早有察觉,指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为策妄阿拉布坦迎去,则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拉布坦矣。”故在他之前派人将仓央嘉措押往北京。同时,清政府为了防御策妄阿拉布坦侵袭青海,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四月,加强了对青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西宁、嘉峪关两路各设驿站,派笔帖式坐台。又令侍卫阿齐图等暂驻西宁,料理西宁、青海等处事务。行文青海蒙古左翼各部首领加强防范准部的南袭。严密防范准部进入青海和西藏的必由之路。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十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属下至青海马厂盗马,并劫持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而去。清朝中央立刻意识到策妄阿拉布坦表面上是盗马,其真正意图是侦探清朝在噶斯地区的军事力量与布防,于是康熙皇帝赶紧派西安满洲兵及督标兵两千名著护理西安将军印务总督额伦特带往西宁预备。令西宁总兵官王以谦,拨派西宁绿旗兵两干名预备。令固原提督潘育龙,在其属下的副将、参将等官员中选派熟练军事者数人遣往西宁,听尚书富宁安、侍卫阿齐图调遣。“如策妄阿拉布坦由噶斯口来犯,著西宁预备之兵,与青海左翼台吉会合,提督康泰带领四川之兵,与右翼台吉等会合,两路协守,策妄阿拉布坦断不敢来犯。”由于清朝在青海北部和柴达木等处派重兵把守,迫使策妄阿拉布坦放弃了先攻青海,再人西藏的计划,转而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西藏。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底,策妄阿拉布坦兵分两路,一路到达藏北阿里,对拉藏汗进行突然袭击;另一路奔袭青海西部沙拉和噶斯,欲图前往塔尔寺劫持噶桑嘉措。但是,由于清军与青海蒙古兵在柴达木地区的严密防守,策妄阿拉布坦劫持噶桑嘉措的阴谋未能得逞。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初,清廷接到拉藏汗的求救信。清朝迅速派侍卫阿齐图率驻守噶斯路清兵一千先行人藏救援,紧接着又令距离西藏较近的青海蒙古王公、台吉派兵六千人藏。康熙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如果任由准噶尔部控制西藏,不仅会严重威胁到祖国西南与西北边陲的安定,而且还会动摇清朝扶持格鲁派以安定众蒙古的既定政策,清朝绝不容许出现这种局面。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二月,康熙帝任命允褪为抚远大将军,带兵前往西宁坐镇指挥,清军几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行动将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军彻底驱逐了出去。清朝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建了西藏地方政府,将西藏纳入了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彻底结束了青海和硕特蒙古汗廷在西藏的统治。为了维护青藏地区的安宁,防御新疆准部,清朝派理藩院侍郎常绶(常寿)驻扎西宁,管理西宁、柴达木等处军饷事务。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帝继位后下令撤退清朝在西藏的大部分驻军。仅在昌都留下1000名绿旗兵驻守,同时在青海西宁驻扎6000名绿旗兵,以备防御之用。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虽然被平息,但罗卜藏丹津率其残部逃奔至新疆准噶尔部,这就为青藏地区的安宁埋下了隐患。雍正皇帝警谕:“一旦准部有事,则喀尔喀、青海、西藏必为其乱,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于是下令在“通准夷各路严设卡伦”,“驻扎弁兵,保护唐古忒人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朝先后平定准噶尔及回疆大小和卓、统一新疆地区之后,清朝西防准部、卫护青藏的任务基本完成。于是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决定裁撤西宁办事大臣。“军机大臣等议奏:查西宁特派大臣驻扎,原为噶斯一路蒙古兵柴达木等处立卡,及照料青海蒙古会盟。今准夷回部平定,西域各卡兵裁撤,青海蒙古番子,安静多年,除会盟外,平日无事。查西宁向系一年一次会盟,后经都统众佛保奏请,改为二年。青海蒙古等游牧地方,距会盟处远者甚多,如改为三年,事体并无贻误,蒙古等亦可省往返费。应遵旨,裁西宁办事大臣,从之。”所以说,设置西宁办事大臣还取决于清朝防范准噶尔部对青藏地区的袭扰,安辑青藏政局的需要。

  三、平息地方纷争,强化中央王朝对青海的治理

  西宁办事大臣自设置之日起,就秉承清中央政府旨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对青海蒙藏民族的各项管理措施。规定青海蒙古王公自“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起,于诸王台吉内派定人数,令其自备马驼,由边外赴京,请安进贡。青海诸王贝勒,应分作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于每年元旦起程。通过这种方式强化青海蒙古王公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增强依附性和对青海蒙藏民族的威慑力。蒙古民族素有祭海和会盟的传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平息后,清朝规定自雍正年始,祭海与会盟例由青海办事大臣主祭及由陕甘总督批准的西宁总兵官陪祭下举行,各蒙古王公不得私自举行。按常规是先祭海(祭祀青海湖)后会盟。雍正时每年举行一次,到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改为三年一次。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改为二年会盟一次。届时,各王、公、贝勒、扎萨克等必须亲自参加,无故不到者罚俸三年。道光年间环湖藏族各部也开始参加祭海与会盟活动。祭海的目的在于会盟,会盟的目的在于恩威并用,以恩为主。会盟时,各王公要向办事大臣汇报一年来本旗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案件、纠纷及王公出缺袭职等,由钦差大臣处理。钦差大臣代表清朝对那些恭顺有加的王公台吉厚遇赏赐。通过会盟来体现清朝的“威仪”、“威德”,以此来强化地处边陲的青海蒙藏民族对于清朝封建国家的认同意识。加强对藏族部落的管理,清查户口,额定赋税。雍正四年(从元1726年),青海办事大臣达鼐会同西宁总兵官周开捷着手在藏族地区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因俗设官,给各部落首领分别授以千户、百户等职。规定,每一千户委一千户长,每百户委一百户长,不足百户者设百长,千户之上又设一总千户统管。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规定“贵德、河、洮等处番人住牧之地,招来安插”,“委以千、百户、乡约,并饬地方营汛会查户口、田地,定其赋额;仍行地方官照依部式,制造仓斗、仓升,饬发各番承赋输科,归地方官管辖”。其旧管各族“不论顷亩,每下籽一石,水地纳粮一斗五升,上旱地纳粮一斗,下旱地纳粮五升。其新附之番,不论种地多寡,每户纳粮一仓斗,亦有八升、五升者。其不种地之番,畜牧为主,亦每户纳粮一斗,免其贡马。皆于雍正四年起种,至七年册籍始定。”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由西宁办事大臣达鼐奏请川陕派员堪定玉树各族地界、族名。次年,青海西南境79族一分为二,近西藏的纳克书等39族,归西藏办事大臣管辖;以玉树囊谦等地的玉树40族(又称阿里克等40土司),归青海办事大臣管辖,在各部委任千百户,并议定每年由办事大臣委派司员前往会盟。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西宁办事大臣衙门奉命于蒙古律例选择与藏民易犯条款,纂成《番例》68条,颁布执行。嘉庆、道光至咸丰时期,西宁办事大臣的主要工作重心是防范和清查黄河南岸藏族部落移驻黄河北岸抢掠蒙古各部牲畜、财物案件,调动增防官兵,派兵驱逐已进入黄河北岸的藏族部落等。

  由此可以看出,西宁办事大臣自设置之日起就代表清王朝管理青海蒙藏部落和地方的所有政教事务,其中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萨克的封爵承袭,藏族千百户头人的任免,各寺院活佛转世事宜:稽查各旗、部落的户口、牧畜、田亩;管理、控制蒙藏各旗、部的茶粮贸易;受理蒙藏两族间和地方的各种纠纷和命盗案件;会同陕甘总督、驻藏办事大臣及四川督抚协调处理有关甘青、青藏及青川之间的有关事宜。所以说,清朝通过设置西宁办事大臣,试图平息地方纷争,强化对青海地区的管理。

  发展历程

  清初,青海地区为蒙古和硕特部所控制,朝廷仅派理藩院司官驻西宁办事。雍正元年(1723年),和硕特部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叛乱,次年被清军平定。事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上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朝廷照准施行。规定蒙古人在黄河以北游牧,藏人在黄河以南游牧。同时改西宁卫为西宁府,由甘肃省管辖。设置青海办事大臣,总理青海蒙古诸旗、番人(藏族)事务。首任青海办事大臣为蒙古人达鼐,于雍正三年(1725年)到任。办事大臣衙门初设于察罕托洛亥(在青海湖东南),后改驻西宁,故乾隆以后又称为西宁办事大臣。

  西宁办事大臣统辖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主持蒙古各旗会盟、祭祀青海湖神,掌管赋税、驻防、筹办粮饷、刑名按劾,以及青海入藏商道、驿站、茶粮互市等事宜,处理蒙、番矛盾,后来还要协助驻藏大臣转运粮饷、派遣兵员入藏。西宁办事大臣直接管理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结束了明末以来西北地区藏族“但知有蒙古,不知有厅、卫、营、伍诸官”的状态,为雍正五年设置驻藏大臣奠定了基础。

  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故址在今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解放巷(原名兵部街,1950年改今名),民国时曾为青海省民政厅所在地、马步芳外宅。西宁办事大臣之僚属有理藩院司员、笔帖式。官印为银质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刻满、汉、回三种文字。

  民国元年(1912年),改西宁办事大臣为青海办事长官,末代西宁办事大臣庆恕留任。后改青海办事长官为蒙番宣慰使,由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兼任。1929年青海建省,孙连仲任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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