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教化曲论下的戏曲创作

明初教化曲论下的戏曲创作

明初教化曲论下的戏曲创作

　　作者/ 闵永军

　　有明一朝，中央集权和政治思想控制都非常严酷。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就意识到程朱理学对于天下人心整治的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密的控制，以达到从思想领域到政治领域的统治。因此，太祖把程朱理学奉为正宗，作为全社会的思想信条。在社会思想理学控制的背景下，戏曲创作理论也表现出鲜明的教化倾向。一定时期的文学创作总是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并且受到创作理论的指导。明初戏曲创作领域与时代氛围和戏曲理论的道德倾向相一致，也出现了大量的教化剧。

　　一

　　政治思想领域的严酷，禁锢了明代臣民的思想和言论。在戏曲领域，戏曲理论批评作为戏曲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强调通过戏剧演出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为确保戏曲的道德教育的实施，明初一个时期，在政治政策上规定了戏剧演出要宣扬伦理道德，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对此都有所强调，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颁行天下。太祖皇帝洪武二十二年有朝廷榜文，规定：“倡优演剧，除神仙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洪武二十五年颁布《御制大明律》，再次强调了此条榜文律令，这就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强制性戏曲政策固定下来。在有关戏曲的律令中所提倡的戏剧，明确体现了提倡封建教化的戏剧创作、戏剧演出的方向。与此相反，戏曲中有伤风化、有犯上诬贤内容的剧作，是必定为统治阶层所不容的。这就给戏曲创作和演出设定了特定的范围，在一定的规范内才是被允许的，即一些颂扬太平盛世、符合程朱理学思想、宣扬封建纲常的作品。本着宣扬封建道德的目的，作为最高权力统治阶层的皇帝，不仅从政治政策上对戏曲加以规范，而且为当下的戏曲创作提供了标榜，这就是太祖对《琵琶记》的肯定与推扬。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明初传奇的优秀代表作品，在剧作副末开场里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高则诚创作《琵琶记》就是要有关风化和实现道德教化，《琵琶记》对人心的影响，如理学经典般可以统一社会思想意识。也因此，太祖皇帝喜爱《琵琶记》，要求富贵官宦之家家家皆有，令伶人每日进演。

　　在教化思想指导下的戏曲政策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学士，在他们论曲的时候，都和上层表达了高度的一致的思想倾向。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甚焉。在皇帝以下，一些藩王宠臣、名儒官宦都推崇颂扬盛世太平、伦理道德的杂剧传奇。明代前期，戏曲理论最为显著的成就就是朱权所著的《太和正音谱》。在作者朱权对戏曲的认识里，戏曲的社会功能依然得到了强调，他认为“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杂剧是太平盛世的产物，也就是大明王朝盛世之表彰，为大明盛世鸣诵太平赞歌。明周宪王朱有燉终其一生创作杂剧，成就显著，但多表达了节义纲常和神仙道化的伦理道德主题。在他的戏曲作品的自作序引之中，表达了作剧意旨：“表其节操”“制作传奇以佳其行”“令后学以广其异闻”“予以劝善之词，人皆得以发扬其蕴奥”。归结到一点，就在于认识到戏曲的劝善、影响作用，(论文范文　www.fwsir.com)戏曲创作可以使封建伦理观念得以发扬，制作传奇作为劝善之词，使人得以领悟传奇故事的道德主题。名儒大臣邱溶创作了《五伦全备记》，在本剧副末开场里他说：“这本《五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传，一场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明白表示假托戏曲和戏曲人物扬传封建纲常伦理，那么在戏曲中人物道德品质不是通过人物来呈现，而是从五伦道德观念虚构出人物，这样完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受邱溶影响，邵璨创作传奇《香囊记》就是为了宣扬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一些著名文人如陆容在他的笔记《菽园杂记》中记载：“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把流行于浙江等地的戏文传奇看做南宋的亡国之音，鄙视这些地方戏曲作品，表现了文人传统对于流行通俗戏曲的排斥；甚至认为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有损家风，伤风败俗。相反的，与正统观念相符的戏曲作品，则能够得到推崇。

　　二

　　受明初戏曲政策和戏曲理论批评教化倾向的影响，在戏曲创作领域，教化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教化戏曲理论的直接指导下，明初戏曲创作不管是杂剧还是传奇，都具有明显的教化倾向；不管是上层宫廷文人还是下层普通百姓，伦理道德题材都广受欢迎。

　　一些戏曲评论与戏曲作品共存，戏曲作品就是创作者伦理观念的阐释和表达。高明创作《琵琶记》，要有关风化，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其突出道德的主题，是与作家自己的思想密不可分的。高明是元末理学名家黄溍的学生，深服膺于程朱理学思想，创作《琵琶记》就是要以程朱理学的封建伦理道德来拯救世俗人心。对此，后世评论家们纷纷指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的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 （毛声山评《琵琶记·总论》）以此受到明太祖的推重。《琵琶记》要通过饥荒之年赵伯喈进京赶考，赵五娘独自奉养公婆的一系列遭遇，来塑造全忠全孝的赵伯喈和全贞全烈的赵五娘。但客观上，《琵琶记》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本来意图。高明由元入明，经历乱世，对社会现象有着个人的深刻体会和认识，高明要以理学拯救世道人心，但对理学的认识并不是刻板的。《琵琶记》对社会悲剧的刻画，始终是最为光彩和动人的，它在与赵五娘一样承受着时代苦难的观众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剧中人物的美好心灵仍然与今人相通，作品对戏剧冲突的揭示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至今依然震撼着读者与观众的心灵。

　　丘溶《五伦全备记》是封建“三纲五常”的陈列展示。作为朝廷重臣，自当竭力贯彻太祖的戏曲政策。《五伦全备记》形象地阐释了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的五伦关系。剧中全面地展示了忠孝节义、三从四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义的纲常道德观念，人物成了绝对化道德观念的化身。最后剧中正面人物都受到了朝廷封赏，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完美道德，最终由世人升华为仙人。这种道德图解式的作品，在明代就引起了许多文人的不满，徐复祚在《曲论》中说：“《五伦全备记》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批评不可谓不严厉。

　　朱有燉的《清河县继母大贤》写了兄弟争死、继母保全前妻之子的故事。陈罴斋的《跃鲤记》写汉时生员姜诗侍母至孝，妻庞三娘甚贤，全家和睦，赞颂了妻子对婆婆贤惠孝顺，儿子对母亲的至孝。沈鲸所作《鲛绡记》和《双珠记》也表现了有悖人情，绝对化、观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在《鲛绡记》中，魏必简以鲛绡为聘礼娶沈琼英，经过奸人陷害等一番波折后，魏必简和琼英团聚，衣锦荣归。作者在剧中主要表现“妻烈夫忠”的道德模范以及“三从四德”的伦理观念。在《双珠记》中，郭小燕与王楫成婚，后被丈夫王楫上司看中，随即诬陷判决王楫死刑。郭小艳宁死不愿意在丈夫死后改嫁别人，毅然卖掉儿子，选择投渊自尽守节，表现了烈女不事二夫的上层伦理观念。

　　在下层社会普通百姓那里，伦理道德题材也受到广泛欢迎，但跟日常生活相联系，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朴素善良的道德愿望。叶盛的《水东日记》记载了如继母大贤等事的小说戏剧，深受民众青睐。“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富而人有之”“好事者目为女通鉴”，非常流行且起到了很好的道德普及作用。一些下层普通文人也热衷于创作表现儒家伦理的戏剧作品。无名氏所作的《杀狗记》写了孙氏兄弟一家的故事。孙华结交市井无赖，终日沉迷酒色，与同胞兄弟孙荣决裂并将其赶出家门。孙华之妻杨氏杀死一条狗假装成死尸，让孙华酒醉回家时撞上。孙华慌乱之下去找无赖朋友，被拒绝。同胞兄弟孙荣顾及兄弟情谊，帮孙华处理“尸体”，兄弟复合。孙荣之悌、杨氏之义因此受到表扬圆满结束。《荆钗记》开场“家门”表明剧本创作即为表彰“义夫节妇”，提倡夫妇间的相互忠贞信义，叙述了穷书生王十朋、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荆钗和金钗向钱玉莲求婚，钱玉莲爱慕王十朋的才学，接受了他的荆钗，拒绝了金钗。(www.FWsir.Com)后经过一番波折，夫妻间仍以荆钗为缘，得以团聚。

　　明初传奇《裴度香山还带记》和《冯京三元记》剧本故事在两剧完成之前和之后在民间都广为流传。《裴度香山还带记》叙述青年书生裴度自幼父母早死，孤身一人，生活贫苦，在山神庙中暂住读书度日。一日，道人为其看面相，告诉裴度不久命将该绝。此时，遭人陷害的洛阳太守之女琼英来到山神庙祈求山神保佑，救出父亲。然而琼英所带一条玉带不慎丢失，玉带是琼英救父命的唯一依凭。裴度在山神庙中拾到玉带，并未占为己有，而是将玉带还给了琼英。因积善德，得到天助，寿命延长。而且数年后，裴度一举考中状元，娶琼英为妻，衣锦荣归。《冯京三元记》写江夏冯商家境富裕，中年无子，虽为商人，然而乐善好施，从来只会为别人着想，仗义疏财。上天玉皇大帝被冯商的善良感动，命文曲星下凡，生于冯家，做冯商之子，名为冯京。冯京聪颖过人，去京城应考，连中三元，举家庆贺。两则故事都带有浓厚的善恶果报的意味，劝诫世人向善积德，符合民众的心理愿望。

　　其他如《薛苞认母》肯定了孝的观念，《守贞节孟母三移》叙述了妇人守节、教子成才的故事，大多体现了传统意义上为人们所尊崇的道德信仰如孝道、忠贞、信义、向善等，但这些观念往往不是刻板的，它表达了民间大众朴素的道德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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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陆容，菽园杂记（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叶盛，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作者简介]

　　闵永军（1979 -），女，河南驻马店人，黄淮学院文化传媒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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