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文化与现代化文化帝国主义:一种现代化语境分析

   【内容提要】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多种分析面向,如媒介帝国主义分析,文化民族主义分析等。本文试先就文化帝国主义作一番概念界定,接着从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分析入手,着重考察现代化与文化帝国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从16世纪西欧肇始的现代化经过三次波动扩展至全球的过程不仅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与宣扬奠定了政治—经济的全球制度性结构背景,造就了西方文明普世论的文化优越感与自恋情结。同时,现代化的全球扩展又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与文化条件。最后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语境从理论上加以勾勒并予以反思,指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多元并存和交汇融合。
     【关键词】　文化帝国主义;现代化;理论反思
    
     文化帝国主义一词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人们就对其所指涉的内容、对象、作用等进行了各种视角的探讨。有的主张,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媒介帝国主义,应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媒介及其相关因素如跨国公司进行分析和研究;〔1〕有的则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民族文化支配了另一种民族文化”,它摧毁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因而主张以民族作为论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轴。〔2〕本文则认为,借用历史的,全球的以及现代化的全球扩展等较为宽广的术语范畴,才能正确看清文化帝国主义的全貌。
     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界定
     文化帝国主义由文化和帝国主义两个词组成。而这两个词本身又极其复杂,并且容易引起疑义。对于什么是文化,雷蒙-威廉士(Ｒａｙ ｍｏ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词汇中数一数二的最为复杂的字眼。”〔3〕50年代,两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Ａ Ｌ 克罗伯(Ｋｒｏｂｅｒ)和克拉克洪(Ｋｌｕｃｋｈｏｈｎ)首先整理出一份声名卓著的名单。单是从英美两国,名单就罗列了150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因此,威廉士关于文化复杂一说决非子虚。然而为了使本文批判有所建附,有必要引介威廉士对文化所下的定义:(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或是(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实践及其成品。〔4〕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此定义中的第二和第三种用法与文化帝国主义关联较大。第二种用法设定世界上存有多种文化且这些文化为不同时期、不同人们所共享,从而对彰显的西方中心论者“普•世文明”提出了质疑。这一概念承认各种特定文化均有其“至高无上的权利”(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到底怎样生活”这样的观点如何才算是合理,必须由生活于特定文化之下的人们自行判断,“他人不得置喙”。而第三种用法则直接指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文化,即“音乐、文学、绘画、雕刻、戏剧与电影”等。进一步将其扩充,就会将大众媒介连接起来,形成所谓的“社会表意过程和行为”(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5〕“帝国主义”一词则是在19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与新闻词汇的。其意指削弱一个国家主权的军事、政治或经济组织。随着本世纪40～60年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帝国主义一词增加了新的内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所言,“帝国主义不仅包括———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的统治,也包括文化上的统治。”〔6〕事实上,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整套经济、政治与军事殖民现象,它同样是一种思维习惯,是欧美发达世界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与技术领域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文化帝国主义:运用优势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制度习俗等的行为和过程,并对其他文化进行渗透和控制,以巩固和实现自身的利益。
     现代化的扩展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自古有之。在罗马帝国时代,各行省的城市是罗马在叙利亚人、埃及人、北非人、高卢人、不列颠人和其他臣服民族中传播罗马的语言、宗教、建筑、市民文化的基地。然而,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仅仅限于罗马帝国版图内部,它随着罗马文明的衰落而消亡。真正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却源于16世纪肇始的西欧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剧烈而深刻的变动,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及其相关文化制度方面的全方位秩序转行,是一场“总体转变”。〔7〕具体来说,16世纪至18世纪中期的西欧在经济上是各国商业资本和大西洋贸易兴起并向海外大肆殖民扩张;政治上是王权兴起和随之而来的重商主义与中央集权化;思想上是宗教改革,以实验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国际上是群雄并起优胜劣汰的列强争霸。从这些转变中孕育出启动西欧内源型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世界性变革的前提条件———早期城市化、早期工业化、早期商业化、海外殖民扩张等。从此以后,正如马克思所说:欧洲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现代化在条件具备的英国启动后,便迅速向世界扩展。这一扩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波:
     第一波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在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ｄｕ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推动下的现代化由英国开端后开始向西欧和北美扩散。西方文明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大大超过世界其他文明,开启了武力扩张的新时代,并凭借其在殖民地的统治机构,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在当地教授宗主国母语、培养第二比照集团、传教并劝诱“土人”皈依西方教会等对当地文化进行文化殖民。
     第二波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这一波动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在逐步征服世界其他文明之后,西方一改以往对埃及、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的崇敬羡慕之情,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古老文明的轻视和对自己文明与种族“优于”异己的自豪,坚信非西方世界只有按照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才能获致救赎之途,并深陷于这种自恋情结不能自拔。非西方文明面对西方气势逼人的现代化浪潮及其挟裹而来的文化攻势也不得不对自身进行反省并通过输入工业化的方式开始探索防御性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第三波始于20世纪下半叶,这一过程仍在继续。这是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全球性大冲击。在新的工业革命冲击下,发达工业国家实现工业升级,领先地位更加巩固,“中心国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现代化向全球性扩展,大批边缘、半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全球化初显端倪。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借助源自西方的民族自

治、主权平等等观念在争得独立后纷纷将发展目标朝向现代化,试图能以彼之盾敌彼之矛,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
     西方国家利用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不仅第一次拉开了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由此奠定了征服非西方国家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的全球波动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卷入西方的文化叙事过程之中,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宣扬建构了政治-经济的全球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全球扩散也催生了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在现代化的三次波动过程中,日本首开非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先河,接着既有像巴西、墨西哥这样的与欧美文化性质相近的拉美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又有像亚洲四小龙这样与欧美文化截然相异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步入了新兴工业国家之列,中国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拉美、尤其是东亚文化圈政治经济的崛起极大地挑战了西方的社会文化经验,并对西方启动的现代化的历史与未来提出根本的质疑。〔10〕尽管这一切是第三世界以被迫卷入现代化过程和民族文化传统瓦解为代价才获取的。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有条件地允许其政治独立,放弃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开始实行更为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借助其掌握的全球媒介与咨讯系统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灌输西方式的自由贸易观、人权观,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文化新殖民主义表现尤为突出。〔11〕
     理论与反思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对现代化的文化语境分析也日益深入。19世纪以降的古典社会理论家如马克思(Ｍａｒｘ)、韦伯(Ｗｅｂｅｒ)、涂尔干(Ｄｕｒｋｈｅｉｍ)与许多其他理论家、包括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与滕尼斯(Ｔｏｎｎｉｅｓ),围绕现代性纷纷展开其理论建构,其中心旨趣是欧洲各国的戏剧性变化过程,朝向了“现代世界”而发展。尽管他们用以描述这个转变过程的词汇各有不同,如从“传统”到“现代”、“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社区”到“社会”等,但都承认现代世界造福人类、带给人类快乐的能力令人怀疑。伴随现代化种种吸引人之处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威胁。“传统的”或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主要特征在于物质的匮乏,技术的不发达,人们的文化经验相当狭窄,执迷于宗教信仰,市民政治几乎不存在,专制权威统辖一切。现代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及自由民主和自求发展的政治宏图带来了“启蒙”作用,解放了人类,使他们脱离了上述许多限制。但现代性并没有带来完整的人类解放,因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用不同的概念来描述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所付出“成本”,用他们的语汇论述就是:“异化”、“失序”(ａｎｏｍｉｅ)与工具理性的“铁笼”。〔12〕
     20世纪40年代以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原来宗主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为了巩固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他们纷纷开始现代化的进程。面对这一新的历史现象,各国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理论,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学者抛出了所谓现代化理论,试图为这些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建构发展•蓝图。但由于其意识形态偏差、理论之简化和对现代化的“泛美化”(Ｐａｎｇｌｏｓｓｉａｎ)而遭到义正词严的批评。〔13〕众所周知,现代化理论解释后殖民国家“不发达”(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纯然只将发展与否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而置“不发达”的外在因素于不顾:殖民时代的经济剥削史和政治压迫史,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下,此种剥削与压迫的继续存在。并广为制造一种“现代化”的话语,幼稚地从古典社会学家假借一些分析类型,然后设定第三世界国家与16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国家相同,都独立地从“传统”到“现代”。故而,不发达状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传统的”态度和文化作风顽固不肯离去,第三世界国家如要求得发展,只能依靠已“长大”的西方兄弟。从而用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效能掩饰了支配的物质结构,落入了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沿19世纪古典社会理论家对现代化之批判加以继承者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和阿多尔诺(Ａｄｏｒｎｏ)。他们在其《启蒙的辨证》一书中勾勒出西方文明在摆脱传统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束缚之际,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转了方向,致使“人类没有臻至真正的人文情景,而反倒是沉沦到了一个新的野蛮畛域。”从培根(Ｆ.Ｂａｃｏｎ)以降的思想家,莫不以为“启蒙”的目的在于“解放人类,让他们不再恐惧,并建立人类的主权。”而20世纪40年代正是欧洲法西斯横行,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冉冉上升之际,何以“完整接受启蒙的大地,辐射出了灾难的凶光”?他们对此指出,这些“灾难”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偶发事件,反之,它们是须臾内造于启蒙大业本身的。〔14〕有些学者并进而指出,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根据一个特定而狭隘的理性观(也即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在运作。这样的理性观盘踞了社会主要政治经济结构的核心:“经济体”、进行社会控制的各种官僚组织、科学与技术,这些正是现代社会种种不自由的根源。在现代化语境中,人们已无法自由决定要不要自由。
     社会理论学家不仅对现代化的根源———启蒙理性进行了反思,而且对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发展”提出了批评。
     斯宾塞(Ｓｐｅｎｃｅｒ)和孔德(Ｃｏｍｔｅ)首先以社会有机体演化论的形式表达了“发展”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现代化社会是一个成长中的有机体,并且必会经历一系列有秩序、不可避免的阶段,终以欧洲先进国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发展被概念化为渐进的质变,由低度走向高度分工的社会形态。凭借这些转变,社会角色日益接近现代化的标准:感情无涉、自我取向、普遍主义、成就标准等。现代化不仅允诺我们机会、权力、欢乐、成长以及我们自己和世界的转变,同样,它对我们也产生了威胁。我们所拥有的每件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每件事情,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身份,似乎都要灰飞烟灭。于此,马克思曾说:“所有坚定不移者,转瞬消融于气尘。”〔15〕
     在20世纪文化分析家笔下的现代化是客观社会经济结构与主观的实体建构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环境。第三世界国家面对这一“发展”的转变而身陷矛盾的立场。他们“或是被迫沉沦,或是泅泳于世界市场的旋涡里,被迫卖命地积累资本,被迫不开发就解体”。或是两者兼而有之。〔16〕“发展”并没有将人类带到新的家园,人们先前所拥有的道德的和存在的意义与确定性已经消逝,不再能够支撑稳定的文化。用萨特(Ｓａｒｔｒｅ)的话说,也就是活着,但“没有任何保证”。自求发展的本质就是欠缺稳定,不断的改变与种种价值观持续遭到破坏。现代化是单方向的旅途,是不归路,永久地改变了

人类了解自己的概念与用语。对于这一后果,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描述了资产阶级的文化后果:“生产不断地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从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7〕
     因此,巴兹(Ｏ.Ｐａｚ)称之为所有的文化都已受到“现代性的诅咒”。这不仅仅只是指资本主义市场、都市化等等所设下的种种客观结构,还指涉第三世界国家已被发展的文化叙事席卷和纳入了显然是源自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现代化是一整套“社会-制度性的”过程,它造就了现代性的经验使之与个人自行形成的文化行动产生辨证的互动关系。资本主义的文化透过西方社会的主要社会结构如市场、各种官僚化组织、科技、尤其是大众传播等伯格所称的“现代性的携带者”〔18〕而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卡斯陀瑞狄斯(Ｃａｓｔｏｒｉｄｉｓ)也认为:“前进”、“扩张”与“成长”等观念并不是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和潜能;反之,它们只不过是西方特有的质性与价值观,而西方人自认为他必须以此“教育”其他的社会,欲将形成西方社会的基本概念全部植入其他社会。这样,即使西方社会在物理意义上被消灭了,西方等于还是征服了世界。西方国家将这种发展观投射于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其社会想象空间和能力的被殖民。因为这种发展是“假理性”,是从科学、经济与技术那里借贷而来的工具理性。从制度层面来看,非西方社会臣服于西方国家几分,其文化上的自我更新能力也就减弱几分。这并不是人类想象力的臣服,而是想象力赖以存在、发挥的背景和制度已被臣服,是向几百年来西方借助现代化先发优势而建构的政治-经济结构所积累的“沉重压力”臣服,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世界已被殖民化了。
     总而言之,现代化不仅构筑了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结构背景,而且也埋设了批判与抵制文化帝国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力量。人类未来的发展是多样化的,它并不仅仅取决于某一种特定的文化叙事方式,而是人类多种文化叙事方式平等地共同作用和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的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借鉴、交汇融合、共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注释】〔1〕Ｈ.Ｓｃｈｉｌｌｅｒ,1979,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Ｙ:Ａｂｌｅｘ,ｐ.21
     〔2〕Ｅ.Ｇｅｌｌｎｅｒ,1983,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ｘ 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35
     〔3〕Ｗｉｌｌｉａｍｓ,1983,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ｎｔａｎａ,ｐ.160
     〔4〕同上,第90页。
     〔5〕Ｗｉｌｌｉａｍｓ,1981,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Ｆｏｎｔａｎａ,ｐ.11。
     〔6〕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0页。
     〔7〕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第255页。
     〔9〕见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索》一文,转载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0〕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描述可见萨依德的《东方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著作。
     〔11〕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96年,三联出版社,第142页。
     〔12〕Ａ.Ｆｒａｎｋ,1969,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Ｙ: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13〕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Ａｄｏｒｎｏ,《启蒙的辨证》,1979年,Ｌｏｎ 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ｐｘｉ＿ｘｉｉ.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
     〔15〕Ｐ.Ｂｅｒｇｅｒ,1974,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ｏｆ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Ｈａｒ ｍｏｎｄｓｗｏｔｈ:ＡｌｌｅｎＬａｎｅ,ｐ197—198
     〔16〕同注释〔13〕。
     〔17〕Ｂｅｒｇｅｒ,1974,前引书,ｐ.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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