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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论文 论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参考资料

2019-09-10

摘要: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其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中国道路的形成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其中主要方面有:中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道路坚持利用和发展资本,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以确认;中国道路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非公有制纳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畴;中国道路直面“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填补了如何发展与监管“虚拟经济”的“空白”;中国道路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信“发展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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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多种所有制;虚拟经济;以发展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运动规律。比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更具有客观性与现实性,它的每一个经济范畴,实际上都是从现实经济现象、现实经济矛盾和现实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更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它是基于无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斗争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研究主线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向前推进的迫切性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变化向前推进的“空间”也超过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决不是偶然的。中国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是个别观点的发展,而是全方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大块,由于社会主义实践本身还处于探索的过程中,而且这种探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从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本来就还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逻辑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对其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从整个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形成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发展。下面列举若干方面:

其一,中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对马克思来说,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表现为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没有想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了一切形态的市场经济,即不仅超越了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因很简单: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那时候的经济基础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实现自我否定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虽然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但市场经济本身已经消失,至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就仍然是一种无法跨越的生产力发展手段。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中国是经过了许多的曲折以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这要突破马克思的理解。*********的南巡谈话,以及在谈话基础上所形成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确实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起来,这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把“市场经济”这个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词,写进中国*********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是空前的变革。中国从此进入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它在为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兴起,从国有企业引入竞争机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夯实了生产力发展的微观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则推动了分工协作的大发展,从而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通过分工协作,把当代中国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体(包括国有的、集体所有的、个体所有的经济主体,以及私有的、外资所有的、混合所有的经济主体)联结为一体,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看到,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了。套用加尔布雷思的话说,搞活微观基础意味着中国吸取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智慧”,避免经济危机则意味着中国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智慧”,这些措施之所以成功,其经济基础是土地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发挥了“市场之锚”的作用,其政治基础则是中国*********对局势的超级控制能力,而这一切都与中国*********牢牢抓住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放联系在一起。这整个运行机制生动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是马克思所没有预料的,但在当今中国真实地实现了。

其二,中国道路坚持利用和发展资本,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以确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与充分利用和发展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给予资本在中国的存在“合法性”,而所谓“开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迎合国际资本流入中国。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文明化过程,毫无疑问,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是资本。我们当今的中国人都在享受文明化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享受资本的成果。当今中国的资本的拥有者深得资本之利不消说,就是作为资本的拥有者的对立面的雇佣劳动者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从资本那里得到好处。人们都把30多年中国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归结于实施改革开放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把功劳记在资本的账上。资本在当今中国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成分如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且包括了各种非社会主义成分如个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外资企业,因此,它不仅发挥了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而且发挥了资本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容忍了资本因素,而且正在容纳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因素。甚至在国有企业中,资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国道路的实践证明,我们不可能做到只要市场经济机制而排斥资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没有什么东西还能超越于资本的原则之外成为自在存在,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就是引进资本原则。市场经济有四个基本前提,即商品,货币、交换、资本。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也就必然要利用和发展资本。中国道路如此地利用和发展资本是建立在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强调资本是个社会的又是个历史的范畴,在资本的概念中既包含着对人类******的负面效应,也包含着对人类所带来的“文明化趋势”,但就其主题而言,显然是对资本展开批判,揭示资本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界限,揭示资本随着历史的进程,它的正、负效应之间的比例必然日益发生变化,即正效应日益下降、负效应不断增加。而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人类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资本的正面效应实际上已消失殆尽,从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里,这里主要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往往对资本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国有资本的说法,但一些理论家运用国有资本这一概念时,往往强调这里所说的国有资本已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本意义上的资本的含义,实际上指的是国有资产。中国道路通过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资本,资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继续履行着促使社会文明化的功能。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严重忽视了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中国道路把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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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道路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非公有制纳入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范畴。

在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十五大报告无疑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正是这个文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理论界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时任************总书记的*********在1997年9月12日所作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说,这是马克思等“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公有制,并把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60多年前的作为*********的第一个党纲的《*********宣言》中就宣布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即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彻底决裂”,他们还写下了这样的至理名言:“*********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45现在中国*********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接受除了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并给予合法地位,这显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上的新突破。它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在以后的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一直把确立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加以贯彻执行,形成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信念,即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直到中国*********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甚至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都作为“体现和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的有效尝试,认为它们“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中国道路在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过程中,实际上找到了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公有制的新的途径。这就是******十五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公有制的新认识,都是建立在突破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在理论上构成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实践上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其四,中国道路直面“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填补了如何发展与监管“虚拟经济”的“空白”。

马克思把“资本”定义为“能够获得剩余价值的价值”,或者能够自我增殖的货币。在他看来,既然资本是由货币转化来的,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那么就只有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货币才能是资本,类似于有价证券或权利证书之类的对象则根本不是资本。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分工协作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且出现了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上,有价证券和权利证书等对象虽然不是资本,但因为能够像资本那样带来定期收入,因此可以作为资本在市场上加以买卖。这种类似于商品化的现象,即资本化了的对象被马克思称为“虚拟资本”,但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只有“虚拟资本”,没有“虚拟经济”,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只有资本的虚拟化,没有货币的.虚拟化。一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前,由于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而黄金恰恰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因此,货币代表的始终是价值实体。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跟黄金脱钩,各国货币跟美元也可以自由兑换,美元和各国货币都成为纯粹的信用符号。可以把此称为“货币的虚拟化”。随着货币的虚拟化,美元和各国货币都成为买卖的对象,加上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和放松金融监管,一个由虚拟资本支配的虚拟经济降生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的瓦解与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一体两面。它们都代表着一个政府退却、市场扩张的“资本发狂”年代的来临。如果说“上帝让谁灭亡,必先让他发狂”,那么,这代表的就是资本最后的疯狂。中国道路正是在这种“虚拟经济”席卷全球,并且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带来严重后果的背景下开辟的。中国道路没有回避而是直面“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道路形成了如何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如何发展和监管“虚拟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里重要的是,中国道路一方面让市场的归市场,进一步利用市场和资本推动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让社会的归社会,不仅强化对市场和资本的监管,而且在物质生产进入“虚拟经济”时代以后推动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在内的“全面生产”。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不仅实现物质生产力的增长,而且创造一个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良好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完成这一使命,中国道路竭力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决不仅仅从“经济形态”方面理解社会,而是从“普遍交往”方面理解社会。政府尽快实现从行政审批到市场监管的全面转型,不仅对传统的实体经济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而且对新兴的虚拟经济市场实施有效监管。

其五,中国道路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信“发展是硬道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了“以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从革命党转换成了执政党、建设党,与此相应,中国*********所负的历史任命也由推翻“三座大山”转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于此,中国*********在1956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判断: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按照这一基本判断,中国*********尽管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事情显然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满足生活需求,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可惜,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对这一基本判断的认识出现了反复。一直到1978年召开的中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认了这一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主题,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在中国道路的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始终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在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经济发展是否还是“中心工作”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中国*********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答是:我们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改变。*********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还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础。中国*********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卓越的建树,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把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但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背景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觉不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定位为生产关系,在忽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关系基础上的利益矛盾,一味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为“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同时,无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抹煞对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道路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坚信“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探索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和途径。在一定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以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这门政治经济学并不忽视或放弃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研究,但显然重点是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195-197有这样一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中国道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深化了经济运行特点及其矛盾运动和客观规律的认识;基于对经济运行特点的正确把握,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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